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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

走进密西根学院倪军的办公室,一幅苍劲有力的大字展现在面前。“天下为公”:这幅横匾不是孙文的手墨,而是来自倪军的恩师吴贤铭。横匾写成于1978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见光明的时刻,也是吴贤铭教授事业登峰造极的时刻。 吴教授的一生,不仅仅在学术上成就颇深,推动了世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也在想方设法地利用美国大学的资源,尽力让更多的华人来这里深造。吴贤铭教授的追求,可谓是达则兼济天下。

在我们谈及为何倪军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倪军毫不掩饰吴贤铭教授对自己的影响。他谈到自己的精神动力来源时认为,人的追求,可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等等。而在满足了个人基本需求之后,就应该开始思考,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我怎样才能给与社会更多的回报。这种心系天下的精神,促使倪军在攀登到学术顶峰的时候,开始转变自己的目标。发表论文对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了,他现在更多地是在为学生而发表。他对做行政管理的位子也缺乏热情。他还有二三十年的路要走。他该往那里走呢?倪军在幽静的校园里漫步着。他问自己:未来的路在那里呢?他想到了恩师吴贤铭教授,那是倪军心中的偶像。吴贤铭的中国情节很重,他每年都要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去好多次,向国内介绍最新的技术。倪军想到了长江的源头,美丽的青海湖和黄浦江畔的母校。他一直想为生养自己的祖国做点事情。虽然他回国多次讲学,受聘于多所名牌大学,但那都是肤浅的交流。他想为中国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对,他突然想到用自己的技术和地位去帮助中国的机械制造业和人才培养。这个念头给他带来巨大的冲动,他找到了人生新的支撑点。他看到了中国和美国的机械制造业的差距。有时硬件方面可能差不多,但在精密加工、整个工业的基础建设、人的素质等方面还存在巨大差距。每次回国,倪军都马不停蹄地到工厂去。他到上海通用,大众,二汽,宝钢,长安汽车,上汽通用五菱,上海工具厂,中国航天,三一重工等等。向这些企业介绍精密加工的新技术,给企业做咨询。有些具体事务不能直接做,就委托上海交通大学来做。国内的企业信服这位机械制造专家,当他们采取了倪军的建议并用到加工上后,企业在产品精度和效益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倪军现在受聘于清华、交大等名牌大学。他是一个学者,他想在人才培养上为祖国多做点事。九八年,李嘉成先生出资建立了“长江学者计划”,这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掀起一阵波澜。九九年,全国首批聘请了七十三位“长江学者”,倪军是交大四名之一。为了能在国内工作和来去的方便,上海市政府特地发给倪军一张“中国绿卡”,真的是一张绿色的小卡片。这在上海是极为罕见的。密西根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而作为一个工科传统强校,密西根大学在机械,电气,材料等理工重点学科,全部排在美国前10,倪军所在的机械学院更是排名全美第二,仅次于MIT(麻省理工学院)。在这样优秀的教育环境下,倪军耳濡目染了数十年,兼容并收了美国著名大学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办学理念。

2010 年文汇报对倪军的专题采访,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该篇有关中美教育的对比中,倪军表达了自己这几十年来对中美教育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入校时,中国一流大学(比如清华、北大、交大、复旦)的学生素质并不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本科生。但是,本科4年教育后,中美两国的大学生差距开始拉大,主要表现在能力方面远远不如美国学生。这里的差距,究竟是什么呢? 倪军认为,我们与美国大学的主要差距,主要体现在:

  • 师资力量不足。美国大学的教授是全世界聘请的最优秀的教授,而中国很多学校并没有如此高质量的教师资源,很多时候是二流的教授在教一流的学生,这样如何能塑造出世界顶尖的人才呢?
  • 管理体系有待改进。美国学校的教授,在重视科研的同时,教学任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倪军本人在密西根大学进行科研攻坚的同时,也在课堂上给予密西根同学悉心教导;相比之下国内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考核指标以发了多少论文,获得多少经费为主,对于如何培养我们的学生,反倒是忽视了。
  • 办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不同。中国老师普遍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灌输,使学生形成了中国学生死记硬背的习惯,背的多可能就被评价为“好”学生。长期下来,就容易欠缺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动手能力就更差。而美国学生则往往表现出较强的个人动手能力,创新意识,表达能力,团队工作能力,领导能力。中国的大学更重视知识的传授,国外更重视学生的能力开发和培养以及学生对知识的学习。

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学生,为什么我们不能试着引用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师资力量、优秀教材和教学大纲,在中国的土壤上培植出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呢?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路和方案。